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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是时代课题

    来源: 搜狐彩票 时间:2019-08-01 12:26
      

      深入学习习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论述,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和《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在以创新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不断适应新时代,进一步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中国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中,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开展了一系列富有创新、富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增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创造力。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不复古泥古,不简单否定,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在清华大学教授钱逊看来,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到抗震精神、航天精神,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内容,但它们的思想基础和核心精神是一贯的,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体现和升华。他分析说,义以为上、群己统一,崇德乐群是为人之道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文化的基因。义以为上和群己统一是统一的,集中表现就是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一精神集中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成为我们爱国传统最深厚的思想基础,它支撑我们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屹立不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也离不开这种精神。一心追求个人利益,不可能有爱国主义,更谈不上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当代人身上的具体体现,而传统的核心价值观也在这中间获得新的时代内容和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相结合,是时代的特征和历史的必然。”钱逊指出,中华悠久的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和“魂”,是我们民族数千年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相通、相契、融合,二者的差别和相异,又形成互补,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显得更为重要。马克思主义经过中国化的转化,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的转化,成为新的中国文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相结合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光春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才有勃勃生机,中华传统文化只有时代化才有旺盛活力。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传统文化时代化在创新中、在实践中、在互动中结合,当代中国文化才具强大的生机活力。

      “中华优秀文化和马克思主义都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服务,自觉把中华文化作为最重要的文化基础和源泉,使二者有机联合在一起、融合为一体。”中央文史馆馆员、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表示,十八大以来,引领民族复兴成为时代的主题,实现中国梦要把中华优秀文化和时代结合起来,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习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坚定文化自信,必须要充分认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周桂钿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多不同之处,也有相通的地方,但要改变的一个观念,就是以西方文化作为标准来审视中华文化,否则,难以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比如说有的人说中国没有哲学,说孔子不是哲学家,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西方那种哲学。如果我们改变观念,认为哲学是智慧之学,追求真善美,有求真的哲学、求善的哲学、求美的哲学,那么西方的哲学是求真的哲学,中国的主流是求善的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管理学、逻辑学、植物学、天文学?都有,有的还比西方高明很多。”

      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孙熙国眼里,坚定文化自信必须要对文化自信有全面的理解,是对中国全部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不是对某一特殊阶段的文化的自信。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他表示,文化自信的基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现实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解决当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对当代思想文化建设都可以提供有益的提示和借鉴,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但同时还要根据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传承发展中国优秀传统哲学,其主要的对象和内容是传承和发展‘心性’之学和‘为政’之学。”中央党校哲学部原副主任侯才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创造性转化进行了阐释:“心性”之学就是我们所说的修身做人,关于人性、良心、良知等一系列系统理论;“为政”之学,也就是治国理政之学。“心性”之学关乎主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关乎所谓“内圣”,其功用是安身立命;“为政”之学关乎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关乎所谓“外王”,其功用是治国安邦。他认为,传承发展中国优秀传统哲学,还需要提升方法论的自觉。在学界已经有许多关于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综合创新等等方法论的研究,但是还需深入探寻传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内在机制,加强有关方法论的研究。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传统文化逐渐形成热潮,体现了社会大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近年来,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复兴传统文化的重大战略举措。对此,陈来在会议论文中指出,传统文化热的氛围,改善了社会公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对青少年的影响很大。从小熟悉传统文化,将使这一代青少年对国学的向往越来越深,有利于新的一代人传承中华文化,也使得国学研究有了更好的文化生态的支持。事实上,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发展,并不是学术研究层面独立发生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是靠人民群众通过普及渠道所获得的文化信念与价值,在实践中坚守、信守、付诸于行为,在历史舞台上演出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壮丽故事而代代传承的。传统文化的普及化,不能只是从普及的角度来评价,要深刻认识其中华文化传承的意义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意义。《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也强调要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性创造性,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要形成人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局面。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融入生产生活,注重实践与养成、需求与供给、形式与内容相结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

      从2011年开始,“领导干部学国学”系列活动逐渐产生广泛影响,依托于专家著写的《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举办讲座等活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领导干部学国学促进会会长、中央党校哲学部王杰教授介绍,推动领导干部学国学的初心、宗旨和目标就是要把习总书记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两办的《意见》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推动领导干部学国学,就要让更多的领导干部对优秀传统文化有温情和敬意、尊重和认同,从我们的国学中汲取修身做人、为官为政、为人处世、知人用人的智慧、思想、哲理,打牢领导干部修身的基础,夯实做人为人的根基,提高治国安邦的能力。下一步,将紧密围绕意见精神,充分发掘传统文化在管理、经济、文化、军事、法治、医学等方面的资源,发挥其经世致用的“实学”功能。

      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提交了一份关于领导干部学国学的提案。“仅仅把国学当做一个学问来研究是不够的,还需要弘扬,在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而要让国学发挥作用,领导干部带头学国学、用国学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周文彰感到,学者、学会的推动是必要的,但关键还要靠组织推动,他希望能够引起有关党委政府部门的重视,推动领导干部学国学。

      北京师范大学张曙光教授建议,领导干部学国学不是要成为新儒家、新道家、新墨家,也不应只是简单地从传统文化中学一些为政、为官之道,当然这很重要,但是不应当局限于此,还要关注文化的深刻认同问题,归结为一个命题就是“我们能否成为现代仁者?”“仁道就是人道。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人道(仁道)思想。仁道构成了我们的坐标系和出发点,从它出发我们就可以承接和吸纳人类一切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仁道是我们反省自身并且评判是非曲直、善恶的尺度。仁道是与时俱进之道。”张曙光认为,尽管不同的人职业不同、学术背景不同,但是完全可以超越这些差异,在仁道平台上相互学习,携手并进,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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